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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日前出台了一项新的政策，要求小学一、二年级不留课外作业，其他年级课外作业量控制在１小时之内，初中一、二年级课外作业量则控制在１个半小时以内。
陕西省的规定在中国还算不上“创举”，在此之前，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上海、浙江教育部门都已出台了类似政策。
山东省潍坊市则制定了更为详尽的规定，初中学生语文作业量每天不能超过３０分钟；数学作业每周不能超过４次；英语书面作业每周不能超过３次；理化两学科作业要更加注重课外实践。
从各地的实践看，多年来中国社会呼吁的为中小学生减轻课业负担的“减负工程”已经迈入“数字时代”。各地纷纷量化中小学生的课外作业时间，期望以此让“减轻孩子背上的书包”的口号落到实处。
许多赞成这些政策的教育专家认为这是与国际惯例相接轨的成功实践。在欧盟的一些国家，法律规定学校不得给１２周岁以下孩子布置家庭作业，而不久前访问上海的澳大利亚墨尔本苏格兰中学校长唐纳森也介绍，自己的学校会根据学习程度的不同要求学生完成相应数量的作业。
“这样能确保孩子有充分的时间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或者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唐纳森说。
虽然数字化减负的初衷相当好，但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家长都领情。上海市民陈世芹有一个１０岁的女儿，他总是抱怨学校给自己孩子布置的作业太少。“现在的作业比我们那时少多了，也简单多了，怎么指望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能够在未来社会里有竞争力。”
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在未来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陈世芹自己亲自做老师，给女儿挑选教学辅导书和练习题，还布置女儿通读《巴黎圣母院》等世界名著，结果女儿的实际学习时间每天不少于3小时。
１１岁的黄玉维比较幸运，没有一个逼他学习的父亲，但是他在做完半小时功课后却必须弹两个小时的钢琴。“我妈妈告诉我没有一技之长就很难在未来的社会上立足。”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董秀华博士说，中国从公元前开始就形成了重视教育的传统，这使得家长对“减负”的实际效果有着担心；而且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大家普遍的心理预期是未来竞争将空前激烈，因此家长都不愿冒“减负”的风险让自己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社会学家程维副教授则认为，中国人高度重视子女教育的现象，从表面上看是中国的传统使然，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过去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大多数人的后半生都要依靠子女赡养，因此没有人敢放松对他们的教育。
“不解决好社会保障的问题，任何‘减负’措施恐怕都无法落到实处。”程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