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特别强调了《孝经》关于“孝之始终”的说法：“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可见他对“名”是极其重视的。这种思想与孔子“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相一致。
贾谊曾说：“贪夫徇（同“殉”）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贪生）。”意思是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东西，为了达到目的，死都不怕。那么司马迁追求的是什么呢？是“名”。他的人生观就是扬名后世。为了留名，可以不顾传统道德的约束，可以忍受奇耻大辱。他最看不起的是死后不能留下美名的人。
受宫刑对司马迁来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耻辱，是对他精神和肉体的无以复加的摧残。“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司马迁对此是很明白的，因此他“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可见，忍辱负重，苟且偷生，要比一死了之更痛苦。司马迁选择活下去，需要多大的勇气！他终于坚持着活了下来，他要继续著书，他要完成他的《史记》。他含羞忍耻，竟能像一个宦官似的在汉武帝面前悠来晃去而不辞，因为他既然要写《史记》，那就离不开兰台秘阁那些“金匮石室”之书啊！这种勇气是惊人的，这种毅力是罕见的。问题是这种勇气和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换句话说，司马迁这样做是图个什么呢？“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直接说，那就是为了留名。
司马迁有不同于一般人的生死观。他认为生命的价值是轻是重，要靠自己来把握。他赞成那种有作为、有骨气的汉子，而瞧不起那浑浑噩噩、庸庸碌碌的人物。在生死抉择上，司马迁有其理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他认识到了生与死的价值，并作出了毫不含糊的解释。这种人生观发扬了孟子“生”与“义”的精神之髓，并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基于是，他称赞陈涉、蔺相如的“举大计”与“一奋其气，威信敌国”；对韩信受辱于恶少年之类的暂忍一时之困辱以图日后之奇功的做法，也予以肯定。他是用这个尺度来衡量古人的，也是用这个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的。“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对待羞辱与生死，士人一方面洁身自好，不使自己受到羞辱；一方面当羞辱加于己身之时，常常以自杀保持自己纯洁的名声。但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却列举了周文王、李斯、韩信、彭越、张敖、周勃、窦婴、季布、灌夫等王侯将相受辱的事例，说明无论是王侯将相还是微不足道的草民，都可能受屈辱，“受辱”是人生之常事，不足为奇。那么，受了羞辱就一定要死节，才算保持了高尚纯洁的名声吗？他认为：人在受辱时，不一定非要为所谓“节义”而死；为了崇高的事业，可以去死，也可以忍辱负重。司马迁深知节义的含义，也敢于为节义去死，他忍辱偷生，是为了完成未竟的事业，实现最大的理想。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这些非凡人才忍辱负重，完成了不朽之作。他要学习先贤，完成《史记》，以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
司马迁借着给任安回信，叙述了自己忍辱著书的决心、毅力，及其极端痛苦悲愤的心情，充满了受刑后的苦痛与悲凉，但是读后让人不但不感到消极，反而让人感到有一股气势，有一股充满自信、无坚不摧、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力量。为了人类的进步在黑暗中挣扎，不畏惧任何权势，哪怕是死亡的威胁，哪怕是精神的摧残，哪怕是人格的剥夺，都义无反顾——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大写的知识分子的形象。